华小是政府的私生子吗？

大马政府这10年来非常关注高教发展，因此在2004年特将教育部一分为二，社会高等教育部，管理国立和私立大专事务，包括今年频频成立的社区学院，2011年财政预算案中，首相宣布分配101亿9万令吉拨款予高等教育部，比起往年的89亿令吉数字上是增加了23%，，但主要用途肯定围绕在充作提升国内高等学府用途，包括国内政府大学、技职学院和社区学院。

暂且不论政府是否拥有如此庞大的款项，或是会否顺利将这些款项在一年内用完，在高等教育部管辖下的国立单位只有20间大学、37间社区学院，即使将青年体育部和人力资源部的35间技术学院都算进去，也不超过100间需要101亿9千万提升与维持。

回头看，第9大马计划政府只拨了3亿2千500万令吉给1292华小，而且还是5年的费用，与不到100间的大专学府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难怪育民华小及益民华小会因为拖欠电费而双双遭断电源，还要家总们见报声讨校长贪污滥权。

或许橙和苹果难以比较，一个是高等学府，用上的器材都是数目不菲的大型机器，相反维持华小操作，也只不过是用钉子将破烂的枱枱櫈櫈翻修就可以，但论到发展以及建设全新的技职学院和社区学院就明显的不一样，从不一样中便能找出所谓的诚心和假意之别。

大马政府为了开发全新的技职领域，不惜提出不少方便，好比如，只要任何人可以找到适合建设技术学院的土地，政府愿意出钱购买，建设全新技术学院；同时，为了配合每一个国会选区拥有一个社区学院，政府愿意与任何一个商业店铺业主商量，长时间租下有关店铺，改为社会学院课室与宿舍供学生使用。

反观，华小建设方面，如果找到合适的地点，教育部不会主动与地主洽谈，更不可能买下有关土地，就算是有关地主愿意无条件将地捐给华小，搞不好还会被教育部不小心放入中央政府学校保留地，最终只有国小才可以使用。

在政府设立的学府中华小的命运可说是最坎坷，甚至有时候大伙还会怀疑华小是大马政府的私生子，任何事务都不能被公平对待，鉴于此希望朝野政党的华裔领袖们高抬贵手，别无畏的一再为华小生事，为了赚取廉价的政治宣传，输了华裔同胞的文化传承，情何以堪。

卖华

数十年来行动党没有什么贡献，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在野党还没有机会执政中央，所以不少事情牵制于国阵，拿不出成绩来，无可否认以林吉祥为主的行动当多年以来没有放弃过当反对党的角色，不断宣扬政府的诟病，更帮马华戴上“卖华”的形象。

近日网上，无论讨论到什么话题，总会有人丢出一句“卖华”或“卖华集团”来回应马华支持者，其他人心里怎么想笔者不懂，但对“恨铁不成钢”关心党的心情来看，只有莫名心痛，让很多话题接不下去，认为发出此言者必对马华失望绝地，不会听取马华的任何解释。

“卖华”一词来自恶意中伤，唯，没有种种“贴切”状况的发生，也不会在人民心中留下烙印，在脑海中根生地固，一生气，一想对马华渲泄不满，思绪中自然就会叩出“卖华”字眼，要怪也只能怪多年来马华没有脱胎换骨形象，没有摆脱巫统保镖形象，要攻击民联时都会唤出成年往事，大家也只能用往事评估马华。

独立以前，马华提出的诉求不少，包括华裔公民权、华文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平等民族地位和教育机会、马来人特权不能超过15年，但这些事情到了今天却是两码子的事情，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失去了基本该有的权力，这真的是各族人口比率问题吗？法律是真的会因为人口而不断在自我改变？还是人口决定了内阁华裔部长的权力呢？

人民的印象中，公民权只有补选才批准给当地一些申请超过30年或一些独立前没有及时申请的老人家，相反的一些回教徒，届满18岁便能上台领身份证拥抱部长；华文至今不但未能成为官方语言之一，记忆中一些大专团体在大专内举办中华文化活动校方只允许使用马来语，百般申请使用双语即马来语和华语，往往都会被拒绝，不能在中华文化活动内使用华语，天底下也只有大马。

土著特权一天没有废除，即使政治人物没有滥用，官员们也会有自己的私心，使用特权的灰色地带，促使利惠自己民族的事情发生，就经济权益的政府工程、政府联营公司、大企业内部即使公开招标，也会指定只给土著得标（当然有些是非土著直接不能参与）；政府大专即使马华每年在把关，同样出现多处以种族优先的状况。

一些马华老党员心中，“卖华”意义稍微有点不同，这些同志与马华工作过，这些党员与马华付出过，在使命感上认为马华从不退让，也了解历届领导层的难处，只是心中隐隐作痛的是内阁职位中失去掌管工商部长和财政部长，自我矮化、自我缩小政治影响力。

或许也有老党员至今还有同感，马华就是卖掉马华资产，马华当年拥有马化控股，拥有企业约有12间，其中有Bandaraya（大城市）、Guthrie（Canon品牌总代理）、Magnum（万能）、M Plant（Alliance Bank)、马法银行、Dunlop Plantation，甚至一度还要向社会筹款赎回马华大厦，一个这样富有的党，为何要一次又一次的将党产贱卖，希望马华领导珍惜仅存硕果，别再打《星报》的主意。

要看完上下两集

在一场豪门宴上互不认识的人被安排坐在同一席，上半场大家一本正经，专心享用主人家精心安排的佳肴，不然便是难为情的左看右望的，担心大家品味不同，喝的饮料和酒类不同，连要一杯红酒也只能偷偷告诉侍应，借用送酒当儿顺便要侍应问问大家是否要喝点酒。

下半场彼此认识后开始有了共同的话题，由于大部份人以经商为主便聊起了股市、综合指数、加印美金的冲击、房地产等。

谈着谈着，忽然聊到《星报》从华仁易手马华，从左手到右手的事情，有人就说马华得空没有事做，将时间花在无畏的主权上，反正无论是政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是商业活动的盈利都要缴税，没有所谓执政党或非盈利机构有豁免或减少税务的方便。

刘伯在网上看了一些分析，不甘示弱地说，马华才没有那么笨，听说《星报》在缴税后剩余盈利将归华仁，而华仁将钱转入马华户口时需要再付税，这第二轮的税务相当高，马华是想省下这些钱来办教育，减轻不幸人士的医药负担。

林老板与武老板听了觉得好奇，指自己已经从商数十年，从来就没有听过什么双税务的事情，马华领了华仁在《星报》的盈利31年，从来就没有说过要为教育、医药提供设立基金，况且，要减轻医药与教育负担应该由政府承担，马华应该一劳永逸向政府要求提升这两者福利，何必转一个圈来做好人，这种说法分明是在掩饰。

韦婶开始说话了，她说，在马来西亚，据了解这转账过程政府是会征收服务税，可是上市公司捐钱予非营利机构也有扣税的可能，服务税再高也应该是账面中的5%，马华这样做会否已得不丧失，省下的转账服务税不抵，捐款回扣的税务就不得而知。

这时候忽然出现了一把宏亮的声音说，枉你们做生意做到这样大，却连一点真相都没有听见，据说《星报》转手要看完上下两集，上半集是华仁原本要购买大马彩，因为流动资金不足，以马华名义向某单位借了10多亿，在关键时刻，华仁其中一个董事说自己不想当千古罪人，拒绝签名献购大马彩，购买动作因此落空。

“既然内部已经出现了意见不合，这事情很快就穿煲，购买大马彩成功，每年有盈利，大家就是功臣，购买失败传出去，不但乌纱难保，还可能被社会以“为取利益，丧失道义”来谩骂华仁背后的马华，管理层将计就计，铺成下集，指在外巡回的10多亿元是马华向华仁购买《星报》过程所需。”

大家听后非常惊讶，回头一望，这番说话来自一位夜报老伯；毕竟大家心里有数，马华已经宣布了用法律途径对付“马华欲购买大马彩”的造谣者，而且逻辑上马华若没有抵押马华大厦，银行不可能借出款项，因此大家与夜报老伯买了几份夜报后便要他快快离开，低下头静静吃完快要放凉的食物。

以上只是一个夜宴上的交流，没有任何根据，虽是如此，笔者认为，马华从华仁手中购买《星报》事件上不能马虎处理，有必要举办多场说明会，来安党员们的心，辟开不真实的谣言，好让社会与党员们了解《星报》易手过程与真相；至少也应该说个明白，《星报》在马华直接掌管下有何好处与坏处，如何保障《星报》独立操作、党员利益等。

公不公道也要看透不透明

根据贸消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与各娱乐商公会进行对话内容，大马共有3家版权公司集体管理组织，即录音制品（PPM）、创作人（MACP）、艺人（PRISM），暂不说没有记录，只是记录在官方数据，每年向外所征收到的版权税高达6千多万。

奇怪的是，根据作曲与作词协会主席拿督菲南多所说，所登记的会员约1000个单位，各个会员每年所收到的税务回馈只是区区的200令吉至400令吉，最多共计40万令吉，只是至今不明朗的是6千多万说是帮会员们收的版权费，为何最后只剩下约40万呢？

先不谈差距是独吞还是分赃，就政治人物而言，即使向外筹款都需要透明，要有账目和报告，整理后要公开予社会，更何况一个不需要本钱，拿别人的作品来当自己产品，到处说代表了所有词曲创作单位，是为创作、制作单位收费的私人公司-大马唱片业公会。

大马唱片业公会名不其实，这并不是非政府组织，只是一个以2令吉成立的商业公司；这公司名不正言不顺，从来不曾是公会，没有会员大会，没有每届推选新的主席或领导层，只有总裁主持大局和发薪金，出入账目从来不向公会般每年公开给会员们看。

从逻辑角度看，每个歌手受欢迎度不同，每次发行的唱片数目也不一致，无法朗朗上口的歌曲在卡拉OK被点唱的机率也不高，没有销量的歌曲也别指望有翻版商复制贩卖，因此每个唱片公司、制作单位、创作单位应该得到的回馈不可能一致，更不肯能每个单位只是象征式收获三、两百元，一些闹上官司，得到索赔的最后该归谁呢？

税务如何回馈给受保护单位该有个明白的制度，分配公不公道也要看账目透明不透明，征收版权费的大马唱片业公司不该只是忙着解释自己被政治抹黑，更应该公开账目，提升成为即时报账系统，让会员们能了解税务收入来自哪里，属哪一首歌，属哪个歌手，好让领者开心，付者放心。

不是每一首歌都需付版权费

不能否认大马的版权问题需要关注，但维护制作和创作人的任务不该落在私人公司，毕竟私人公司的权力有限，就连取缔和发律师信都需要通过某政府机构，那为何政府机构不直接点，包办查、控、收费，站在正义的最前端，接管版权费事务，维护国际与大马的创作和制作单位呢？

认真想想，大马唱片业公会是个私人公司，以大马官方执法漏洞为操作主题，说是维护大马创作、制作人为使命，却只是与各国一部份唱片公司签署合约，关注一些指定歌曲的版权问题，并不是制作人或创作人救星，也无权对没有“付钱交待”的歌曲进行控告。

好比说，本地原创歌手无论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制作唱片，在发行前后没有委托大马唱片业公会、创作人协会、艺人协会管理版权，相关公司是不能插手或无端端说自己“替天行道”，捉拿没有经同意播放某艺人之歌曲。

据了解，唱片公司未必需要版权执法者关注每一首个歌，在唱片公司和唱片业公会的合约内，一张12首歌的唱片内不是每一首都有向版权公司注册，一般上一张专辑内只有几首歌有注册，若唱片业公会要依法提控也必须等到有关歌曲播出后才有证据捉拿。

别说升斗小民，就连贸消部没有唱片业公会所说的合约与名单，即使有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更何况友族同胞也无法分辨中文歌曲的内容，无法捉拿，捉错的后果肯定得不丧失，若出动到贸消部官员的差事，不该是版权不版权的问题，而是正版与翻版之别，只是市面上有一些人喜欢仗官府名义吓唬市民，壮大本身的商机。

执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稍微有正义的人也不会让不法活动继续蔓延，希望口口声声说自己拥有数千份合约的唱片业公会总裁陈业夫，公开合约内容包括其权限（据了解该公司没有权力再收费），公开版权管制的歌曲名单，甚至另设一个网站公开资料让社会查询，以便通过社会力量纠正版权问题，也让一些无法一时间明白版权费的人得以提防，不公开播放有关歌曲，免得捉虫入屎窟，自找麻烦。

陈业夫让娱乐太沉重

大马唱片业公会（RIM）总裁陈业夫日前说了不少话，其中最有教育的是在1987年版权法令下，凡复制一首歌曲就是盜版行為，法令41（1）条文阐明，每首盜版歌曲最低罚款额為一首歌2000令吉，可是重点却不是法律和是诠释法律的方式。
这句话虽简短却威胁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听歌过日子的人们，在有商业头脑的陈业夫角度，这句话包含的是只要听见歌声在空中飘扬，不管是家中传到街上，无论是自己聆听还是商业用途，都必须缴交版权费。

鉴于此，大马不少播歌的酒吧、咖啡酒廊、公开/非公开的舞台节目、餐厅、广场、旅馆、酒店、小贩、发廊、办事处、任点歌的民歌餐厅、以及载着乘客听歌的德士司机、个人手机声响起，皆触犯了版权法令，毕竟只要超过消费者个人听见就触犯版权费。

娱乐是件让人开心的事，除了日常生活上的减压和习惯，也是能陶冶心情，如果一天娱乐变成一种压力，娱乐让人疑惑、痛苦，屡屡让人感到反感，那么这已经不再是娱乐，最多是一个商业交易。

除了税务政府是不能涉及任何商业活动，而且是只入不出的商业活动，但在知识产权的商业活动上，政府却要为私人，或不明来历的机构护航皆挡风遮雨，任不文明的文明狐假虎威，尤其是高喊知识产权，高喊版权，要为制作人、创作人的商业投机份子。

陈业夫高喊的“版权费”让大马国民10多年来处于高度不安的情景，因为一个文明条约，政府必须先承认一个以2令吉成立的商业公司，这公司没有本钱、也不谈实权，赚钱的方式就是潜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听歌的习惯中，甚至会主动教导或鼓吹别人犯错，再向贸消部投诉，再通过法律途径索赔。（根据2009年12月9日，星洲日报，陈业夫与贸消部的联合记者会报道）

其实，消费者绝对不会拒绝缴费，甚至让创作人、制作人有更大的经济收入，但为何这任务需要落在陈业夫身上？为何不是贸消部直接管理呢？

在文明的国度内，任何事情处理必须清清楚楚，必须明明白白，为何创作者、制作者不直接在出版的光碟时将版权费列入光碟内，即分为个人与商业用途，即使更高价钱，只要消费者有能力都会购买，让一个账目完全不能公开的私人机构操作，最后得益的未必是创作和制作者本身，更何况陈业夫已经让娱乐更沉重，将这消费者该付的责任变成一种“当”人犯罪行径。

青蛙会否就这样被煮熟？

华社的字典内土权是一个野蛮且不可理喻的非政府组织，印象中，这群人的出现除了为自己延长本身在国阵内的政治生命，在巫统中争取第二股力量，制衡现有巫统最高领导层，进而延续敦马的政治影响力，助敦马残留余党登位。

土权的成立或许表面上是在制衡巫统当权者，在不少事件上巫统领导必须容忍和让步，甚至给予天文数字的工程以讨好土权。

实际上，巫统以外的政党鲜少了解这组织的面目，自土权成立后，巫统尤其是巫青不少干部纷纷加入，原因有二，一来是这些年轻干部希望通过土权巩固本身的谈判条件，更早有能力登上巫统母体干部成员；二来要借用一个非巫统平台影响没有政党背景或还未被民联洗脑的国民，用没有被玷污的旗帜阻止民联加分，再向巫统邀功。

刚结束的双补选国阵主席传达了一个强烈讯息，所有源流的票继续回流不是选民认同二年半来各非土著政党的付出和改变，而是大家开始对首相的施政和一个马来西亚有信心，毕竟只有国阵主席或首相最清楚，自308以来，任何政策没有多大改变，只是糖果和蛋糕包装多了一些，因此各成员党谈判空间已经在双补选后自我切割。

无巧不成三，国阵会议前，弱者或有心人故意投石问路，担心双补选后首相谈判手段更坚硬，自己在国阵会议上“争取不果”，不断放出信息，指国阵会议将会通过国阵直属党员，让当权的头头为了避谣，不得不提早将谈判底线说出，说明议员候选人还是在国阵内部协商，不由国阵直属党员代征。

国阵会议后， 国阵直属党员的“国阵之友”果然在反对声音下通过，连证明了五点，

一）成员党们在双补选后的谈判空间已经减少；

二）国阵目标与土权一致，只开往无政党背景的相关人士；

三）国阵未来品牌并不是个政党如何扩大影响，首相形象反而是各源流选票回流主轴；

四）国阵成员党只关心党内议席是否被国阵直属党员取代，而不是成立的必要，不然成员党代表为何不断在会议后强调委派候选人的话题；

五）众国阵成员党没有影响巫统的条件，巫统还是一党独大，不留任决策何空间予其他成员党，“共同领导”只是一个包装口号，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对外的说服力。

耐人寻味的是，国阵清楚说明，国阵成员党及其党员不能重新申请，只开放给任何支持国阵，年龄介于18岁至21岁的未登记选民的人士加入，可是所有直属党员却要国阵领导，即各成员党领导鉴定与批准，也就是说这些直属党员不是来自各成员党加入后却属于各成员党，那是否就是多重党籍呢？
记忆犹新的是，这两年来的马华内部纠纷升华，主要源自身为国阵主席的首相在马华总会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委任蔡细厉为国阵总协调，导致前总会长和现任总会长不是在报章上使用各自的权力喊话，一个代表国阵，一个代表马华，最后还要马华在一届内选出两位总会长。

国阵各成员党在会议上通过“议员候选人”还是有各成员党推荐协商，因此缓下心跳解决眼前之忧，如果国阵主席再次使用委任国阵总协调逻辑，不听国阵成员党领导层进谏，坚持使用本身认为合适之候选人，或来自国阵直属党员，即使各成员党反对，也无法在大选战鼓响起后吭声，毕竟乱国阵军心是死罪。

看来青蛙们跳进水内是心甘情愿的举动，只是这水是否会因为首相的形象不断加分而加热，没有人会知道，青蛙会否就这样慢慢被煮熟，也只能各安天命，国阵各成员党们也只能不断加入赌注跟随，不然未来的日子会更难熬。

弘幸，一路走好......

十年前，我踏入了马青总团秘书处，认识了人生中的贵人魏家祥，是他将您介绍给我，令我印象最深刻是您来自工大，大家的年龄相近，虽见面的日子不多，但非常有默契。

更喜的是，家祥贵为国会议员后，得知您是他选区的助理，大家更多机会并肩作战，更多机会合作，举办更多的年轻人的活动，打造更多年轻人的平台。

多年以来我们鲜少碰面，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得特别久，当时大家为年轻人从政感到茫然，认为政治这条路对年轻人来说充满未知数，缺乏安全感，也忘了是您在安慰我，还是我在开导您，最后大家还是留下来了.......

308前，大家为阳光青年而忙，忘不了的是我坚持举办的“健康青春活力”，向来不拘小节的我听说为柔佛州惹来了不少麻烦，当时听到家祥说该州的阳光青年由您主导，及时增添了一份安定，有您在，我大可放心......

数小时前接获通知，方知您已离去，我顿时恍了，连播数个电话要确认，大家似乎忙于安排，没有接上电话，当接获一通一通的回电时，我真的乱了......

回到家，第一时间走进您的面子书，看见数不完的留言.......您真的走了......我按奈不住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您真的走了.......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弘幸，我真的不舍得您......

弘幸，一路走好......

投国阵也照样变天

人民眼中政治与政权或许就是选民投票，只要国民满21岁后履行本身职责，登记成为选民，再好好使用手中一票，朝野政党领袖口中的“真、善、美”便能出现在眼前，这也必须是政治领袖要的结果，不然再公正的投选机制也会被魔鬼化。

政治人物眼中，政治与政权不是投票结果多么的公正和理想化，而是如何胜出，如何合理、合法化自己所要的结局，即使使用不道德手法，即使破坏了选举原本的意义也在所不惜，毕竟历史是胜出的人所编写，美化自己的历史和删除所不想看见的事实在所难免。

鉴于此，当朝野政党在宣称登记选民重要时，选民登记缓慢或不达效果，发出埋怨和不满的声音时其实各有所想，在朝者希望增加的新选民来自乡区，容易被糖果、蛋糕影响；在野者认为城市选票与自己理想比较一致，只勤于城市选票增加。

其中一个环被受关注的是选区划分，在308以前，国阵拥有超过3份2的议席，要通过新选区划分轻而易举，而划分方式已经公开秘密，只要是民联强区，尤其是城市地区，即使选民超出乡区多倍，也几乎没有分划的机会，因为分出来只有增加民联选区，在数目字游戏上影响极大。

除了选区划分上影响朝野议员的数量，选民划分也是一种大学问，很多人会不解，民联支持者接近全部选票的一半，但为何赢得的议席依然有所差距？

没其他，原因在于“分、合”之间，只要将原本边缘选区的民联支持者分到其他不怎么危险的选区，或是分到完全无法出席投票的地方，民联选票自然减少；此外，将所有的民联支持者结合在一起，支持者怎么多也只是能胜出一个选区，“分、合”之间的艺术足以让一加一不等于二。

传308前，为了减少以上当权的约束，出现了另类的爬墙术，一些民联领袖明白国阵分、合的技巧，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服一些支持自己的选民将地址改到自己将竞选的选区，再向选委会改投票站，这样无形中支持自己的选票就会不断增加，还比登记选民来得快。

民联的“选民搬迁计划”不逊色于国阵，若用得起所，好好分析选民版图，将选民从最高多数票分到各个边缘选区，任国阵如何高喊投国阵得长寿，民联也有能力实现“投国阵也照样变天”的梦想。

《红花会》-Red Flower

《红花》是发起人张盛德提出的一个整合平台概念，旨在汇集各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梦想最初衷，原创为主题，事业为前提，一起来共谋，共创出可行的，可资合作的计划方案”，并透过有效的经营，共同来实现及开创属于我们大家的《红花盛世》。

《红花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策划及主办一系列的聚会活动，让大家有机会先交个朋友，轻松随意的互相认识，交流，分享。

《红花》相信，透过单纯自在的相处，必能为大家寻找未来合作的方向，对象及方案，打下良好及更理想的基础。

《红花》一致认定，是时候举办大型的校园创作歌曲比赛，再次燃起创作热潮，除了让年轻人们有个明确的追求方向及目标外，也让他们有个平台可展现才华及学习。整个活动为期两年，内容：

第一年：20场创作歌曲谈唱会，报名，初审，4场半决赛及年尾一场大型的总决赛；
第二年：制作及出版纪念专辑，10场全国巡回演唱会。

工委会：

顾问：张映坤、陈宗逸、黄莉娥、林福南、林金城、孙春美、George

主席：张盛德

副主席：周金亮、陈德明

中委团：JJ Tan、William Chong、Billy Ho、Kim Teoh、曾德嘉

总主审：周金亮（负责要求哦请海内外重量级音乐人担任评审）

星报脱手启示

《星报》出版集团有很高盈利和充裕的现金，全年净利则按年从1亿3890万5000令吉走高4.13%，至1亿4463万8000令吉，致使它派息很高，同样的被政府抽的税务也跟着水涨船高，若以28%的盈利税来计算，单给政府的税务变已经是3000多万。

当传出《星报》从华仁易手至马华，大家首个猜想便是，政治团体拥有上市公司不需被抽税，因此每年肯定剩下不少过3千多万的现金，过后才了解原来大马任何上市公司，即使是非赢利机构拥有，都必须缴交28%的盈利税，政党也不例外。

原来马华所谓剩下的税务是《星报》通过《华仁》将5000万转入马华时所面对的政府税务，只要马华直接拥有《星报》，便是《星报》股权拥有者，在政府扣除盈利税后就能直接享有省余盈利，将钱直接转入马华户口。

马华声明指出直接管理财政剩下的税务，用在协助华社的需求，诸如资助华教的发展，医药的公益和社区的拨款，以贴近华社，以实惠的行动证明马华对华社的权益不离不弃，但这就出现了两大逻辑上的错误。

马华身为执政中央政府的政党，首当杜绝偷龙转凤的不缴税的方式，这样一来便成为社会的不良示范，告诉全民，身为政府的马华所设立的缴税方式除了拥有漏洞，不完全符合情理，自己也不认同这套方式，不然也不需要用左手转右手方式将税务省下，虽然有着大义为理由。

二来，马华从来不信任政府的施政方式，尤其是税务管理和政府使用金钱方式，不然站在一个执政党，自可以使用政府的便利，直接资助华教、社会公益、贴近华社来证明不只是马华体恤人民，连国阵政府也一样无私体恤人民。

转手《星报》或许在某个角度说得过去，但也证明了马华与目前国阵政府越来越疏远，原本的公器已经被某单位私用，导致要百般想法才能将资源私有化，再用自个儿的方式去布施。

同样也只有一点看法能推翻以上两项逻辑的不正确，那就是所省下的资源不是直接用在社会上，由于政府无法直接拨款到各个政党，唯有私有化后将资源分配，站在马华角度，这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党有必要用自己的资源先维护组织。

只要不是用这些钱来干坏事，问题并不严重，现阶段最担心的是，如果巫统使用马华的方式，将所有与巫统有关的上市私有化（政党化），大马即时面对的税务损失是否要向谁拿？直接想到的阴影就是实施GST，不断提高向人民征收的税务吧？

爱国无需国防部批准

国防部长阿末扎希（Ahmad Zahid Hamidi）向国会指出，加入大马国防卫队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和印度人的比例依然偏低，2008/2009年加入的华人只有区区26人，在9054名各阶级“新丁”中只佔0.29%，因此横批华印裔从军比率偏低可能是基于这两个族群“不爱国”。

这数十年来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所拨款项都说是充实军备，可是却没有人看过和享用过，阿末扎希应该感到庆幸，在国阵治理国家多年来，大马自独立后，只在513与对付马共用过军力，那是也并不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只是将军人当警察用，平衡全国治安。

更何况，马来西亚的军事状况是大马一大败笔，邻国只要用空战，3个小时内便能将大马天空占领，潜水艇和陆军部队能耐也不知有多远，多年来人民只在操步场上看见他们的神武，至于能力也只展现在配合和平部队，到回教国家维护和平，非回教邻国暴乱却一字不提。

鉴于此，保卫国家是一种爱国的思想方式渐渐不在话下，大马华裔与印裔活在现实，不认为只有保卫国家才算是爱国，一般认为爱国就要将自己的经济能力搞好，爱国就要将自己的家庭搞好，爱国就要稳定国家的经济，爱国就要让国家种种现象强化，让国家声誉与自豪飘扬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华裔与印裔活在现实，大家关注自己的前途，关注行业的发展机会，在大马不是没有非回教徒加入国防部队，可是非回教徒升上高职，或担任军事主导单位却是历史从所未有；故事原理类似新加坡国情，不委任少数民族担任军事主导，担心情绪不适时会不小心按错扭，将飞弹射向自己国家。或许以上未必是属实，可是要加入国防部队，需要一些程序，还要申请和国防部批准，但是，爱国从来不需要向国防部申请和批转，因此国防部无权质疑国民爱国与否，反而故意拉扯种族关系和破坏种族和谐者，肯定不是爱国的表现。

怎么看不谙华语师资到华小？

不谙华语师资教导一、二年级国文科已经是当下华社讨论正热的课题，大家依然无法忘怀1961年教育法令阴影，更担心Satu Bangsa, Satu Bahasa的口号重现，将目前仅有的1千余间华小同化，进而吞咽所有华小教材。

虽然说大马已经不再是过去般充满种族分化色彩，但一些执行官员为了讨好上头会不惜一切献殷勤，提出一些不伤害自己族群，且能让政治人物扬名立万的建议，只要逻辑理论敌得过政治人物的虚荣心，这些执行的官员往后便有好日子过，所以想干、在干这种活的人层出不穷。

1999年以前，前首相马哈迪牢控马来选票，即使没有华裔社会的支持国阵依然有办法执政，因此从来没有多看华小一眼，更不用说华小发展，新华小的设立永远免谈；安华入狱后马来选票猛跌，国阵很多议席靠着华人选民支持，马哈迪体会“感恩”的重要性，才开始同意搬迁华小。

2000年以后，国阵忽然建议设立以国民团结为由的“宏愿学校”，不禁又让华社感到不安，认为巫统没有改变过同化华小，一来在增建华小政策内永踏步在“拖字诀”，每年政府都说拨款增建，但10年来还是同一间华小增建，还是同一项拨款，从来就没有看见落实的诚意，只在财政预算案内显示数目让华社开心，最终过剩的华裔孩子还是被逼到国小就读。

其二，大马教师职工会不止一次呈上“师资短缺”的报告书予教育部，可是教育部每每都是说华小师资过盛，原因是在教育部官员眼里，华小师资等同华文老师，其他科目不需要华人，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减少培训具华语能力师资，用超额培训同肤色不谙华语的教师取代，然后调往华小。

据了解，在2000年4月份，当时主持内阁会议首相马哈迪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华小一、二年级须拥有双语资格师资教课，即，要在华小一、二年级教课必须拥有华文及其他语文（马来文、英文），即使是非华裔都可以被接纳。

如今，教育部已经批准了不少不谙华语师资在2011年开始到全国各县属华小教导国文科，华小是否会因此变质？华小生是否因此跟不上学业？

也不是小市民可以理解，也不轮到小市民去论，要论还得请自称代表华裔的内阁成员去斟酌，继续头痛医头，低调执行调派不谙华语师资到华小，让教育部继续违反2000年内阁决定，无动于衷？

要“上”还是“让”？

308是马华历史上败得最惨的一次，很多还爱马华的党员心里都是这么想，比起当年马华输到要退出内阁的年代还要严重，原因主要是当年资讯不怎么发达，各族存在的祖国情意结依然高昂，只要某一些政党可以凸出本身有“祖国味道”，或是证明马华“违背祖国”，便能轻而易举将马华绊倒。

年代不同，受过高深教育的华裔在第十二届大选普遍上都是投票给民联，与以往不同，这次是完全没有祖国情意结，而是太了解才投民联，根据多次的补选证明，马华只能影响约15%的华人票，85%都是认为马华是巫统的傀儡，为了政治利益宁当巫统跑腿，事情发生喜欢自圆其说，只要巫统大声最终还是屈服在于淫威之下。

马华为了打破政治窘境，不惜唱高调，认为高调是万能灵药，改变华裔对马华不做事、喜欢内部协商、受到巫统打压变打退堂鼓、就有了好处变见利忘义的偏见，最为基本的是，有了高调即使没有成效，也已经是一种社会交代。

二合一补选能让马华自豪，两年来的补选失去的华裔票源比目前赢回的多，马华最担心的是每每补选打开票箱都会引来“国阵老大”的白眼，成员党的冷嘲热讽，这次华人票有回流迹象，若不宣传是无法平衡多次以来的失落。
“华人票已经回流”是投票结果，稍微有智慧的人都知道，不断的宣传只能引起更多华裔的不满，马华领导层不断重复真正不是自我膨胀，而是要重复给“国阵老大”讲，说给国阵成员党们听，华裔选票还是支持国阵的，所以往后任何高调的问政，和高调的诉求都是在代表华裔选票，马华的声音必须要得到尊重，提出的要求要尽快落实。

纳吉上任后宣布的不少措施皆得到好评，从经济配套、经济转型、2010财政预算案、兑现补选承诺、逐步开放经济市场、逐步改善政府事务、一个马来西亚的平等口号、尊重成员党尤其是马华，得到了华裔的认同，大家开始对纳吉敢有想法和期待，因此或选择支持国阵。

鉴于此，马华不该为华裔选票回流感到自满，无可否认蔡细厉所提出的选票回流的三个因素有根据性，只不过这三个因素都是外来因素，只能见机行事任人鱼肉，或是马华无法掌控的现象，对于多个无法掌控的因素，可以是马华自满的原因吗？

与马华所期待下届大选可以征服失地还有一段距离，选票可能回流，但未必是在马华议席上，好比说，华裔对首相有信心，未必是对马华有兴趣；马华要得到原有的马来选票，还需得到土权（PERKASA）善意祝福，一旦土权不顾一切，照原定计划，鼓励马来选票只投巫统，放弃其他成员党。

加上目前已经积极发酵的全国议席巫统化，关丹、旺沙玛珠、巴都等已经成形，巫统各个山头本想自己当议员，只要候选人不是来自巫统，就只顾拿钱示好，拒绝动身拉票，马华还是得要吃不到兜着走，到时要“上”还是“让”呢？

高调的马华、高调的党员

马华旺沙玛珠青年团组织秘书陈万庆（Bilce Tan)在互连网上是这么说的，《赵明福赌博输钱，欠下巨款，用死来逃避，这种人死了还嫌太早。》、《我们应该尽快送赵丽兰去见赵明福，家属大团圆，火箭也可以升空。》。

陈氏不是三岁小孩子，也没有巫统霸道的血统，是马青政说馆调教出来的精英份子，因此这人非常有办法，2年来在旺沙玛珠马华区团有担任组织秘书，不为人知的是他曾经担任文化部副部长黄锦鸿特别助理，更厉害的是仅仅两天时间便能将自己名字搞到家喻户晓，连报章都要浪费版位刊登。

事情发生后发生，罗生门的戏剧就一幕幕展开，大家在接着的留言中都认为陈氏语无伦次，除了感谢大家帮他宣传，说要带人去喝酒，在面子书调戏与侮辱女性，说自己亲眼看见赵明福赌博，种种迹象被人感觉是有心人在盗用其名字，更何况以他名字与相貌的面子书不止一个。

由于陈氏曾经参加政说馆，大家自动将其关系与HUGO JASON（面子书内相当活跃的马华党员兼政说馆成员）扯在一块，两人在面子书交流各说各话，陈氏直说是HUGO涉及在内，HUGO则声明明“我若认识那条bilce tan或和他有何约定，天诛地灭。bilce tan拿出证据来！栽赃嫁祸，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认识。我不会再回应，你只是想红。你成功的使马华形象受损，为你的老板利大功。什么时候回去火箭阿？”

无论事情谁是谁非问题并不在于谩骂和推卸责任，陈万庆在言论中说看见赵明福赌博，他说赵明福是以死来逃避欠款，先不谈反贪局是否变成赌场、当天开赌让赵氏输钱引发人命，既然陈万庆知道赵明福命案的关键，警方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保护”他，再请他出庭作证。

另一方面，赵丽兰也应该考虑报警，申请人生保护令，指陈万庆言论让她感到不安，感觉生命受到威胁（这熟悉的字眼曾经被某部长用过），要警方立即介入调查，警方是否已经保护了一条生命，还是该控陈万庆就要看调查结果。

大伙大不必生气马华，马华也因此事受到声誉上的折损，陈万庆言论的确与马华无关，马华党员众多，从来也没有强烈执行党员行为守则，针对党员发表本身言论，马华是没有权力采取行动，除非该党员是破坏党，或是破坏党领袖，毕竟马华党员奉承的不是社会责任。

这事件的发生无法追究，既然马华寻求高调，难道要党员们背道而驰，暗捶低调吗？

如何独立操作？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权力的人眼中只有胜出，待胜出之后眼中只有“权力自然法”，将事情合理化，将问题自圆化，甚至将真相扭曲化，这是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莫过于“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

绝对的权力指的不是贪污或舞弊，而是某组织上不收约束、制衡、弹劾的至高无上地位，本身也就应征了有霸权、一手遮天的能力，手上的权力就是真理的化身，既有管尽一切或误以为所管理的项目属于他本身，偶尔会认为“此路是他开，此树是他栽”，别人再说也只不过是“外人”。

敦林良实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在他执权了18年后一些事情已经免疫，组织的和谐让很多事情都顺利化，或者已经可以不再根据程序，在当年购买南洋报业中，没有通过任何特别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会长理事会、中委会等，就进行收购动作。

过程中，或许已经与权力核心人物商量，或许大部份领导层已经知道，或许让更多人知道事情会更难处理，或有胎死腹中的想法，但在一个有生命的组织内，任何事情都必须透明处理，做任何影响组织未来的决策上更要让所有参与的人清楚，除非领导认为不会。

不难看到，在收购南洋报业上，私自的决定引来了不少反感，基层开始厌恶给予领导太大的权力，导致党誉受损，节节输掉社会对马华的信心，更有不少党内外人士猜测买卖间中涉及不少利益输送，肥了某领导的口袋。

328老蔡登上总会长宝座前后声称不会干预属下任何一个单位，会让这些单位有独立操作的空间，但从来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独立操作空间是如何运用，有者说是不干预董事遴选，有者则认为只要不控制新闻自由权即可，但往往“外人”都会认为“独立操作”是一环扣一环，从最琐碎到高层，就连拥有权都是。

逻辑上，拥有权可以影响管理结构，管理层就有权力影响人力资源，能影响人力资源就能直接影响工作结果，如果不要影响结果，纯粹只是一个商业的投资机会，那么为何政党要拥有社会直接碰触的媒体，开一间连锁餐馆也可以啊！

现实说明，身为拥有者，没有控制权力，当问题发生时，无法有效制止，为美好企业埋下计时炸弹，一旦爆发“不听使令”的冲突，更无法收拾，只是马华必须加以阐明如何让属下企业独立操作，转手或转名算不算干预企业？

须提一提的是，党员通过中央代表赋予马华领导层权力，但在脱售世华股份前、在转手星报股权上是否应该经过种种党内程序，先在会长理事会通过，向中委会会需求通过，再回到特别会员大会需求通过呢？还是任何商业决策只需私下认同就成事？

竞选委员会该重修漏洞

双补选为选区带来不少佳音，国阵、民联，朝野双方都会想尽办法讨好选民，从宣布公共假期、修桥补路、学校拨款、免费的歌舞表演、250令吉回乡费、批准地契、一个公民权一个拥抱、组选团津贴、一个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派发100令吉予游行者等，做一些大家都有共鸣的事情。

这一系列动作或许是竞选委员会条例中的灰色地带，一些认为这纯粹只是政府体恤人民，给予人民一些鼓励，希望选民可以踊跃出席投票；一些则认为这是补选的一门糖果学说，千古不变原本就是补选游戏规则；一些人感觉这向来是补选诅咒，身为执政或有资源单位不这么做，可能会流失更多选票。

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一系列动作是变相的贿赂，违反了竞选委员会的的条例，只要由律师再诠释一翻，就能将对方候选人绊倒，让对方候选人失去竞选资格，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便能不劳而获，顺利当上议员。

话虽如此，这么多场竞选，因贿赂资格的议员有如瞎子吃云吞，大家心里有数，但补选越多，动作越多，解释也越多，任何不磊落的动作经选委会一解释就合法了，也成了补选不成文的逻辑，无论在朝在野，只要将所有方式重抄，改过内容便将恶行遁走，成为理所当然义举，只是角色偶尔调换。

回头看，为了提高投票率国阵政府除了宣布当天为公共假期外，至于回乡投票津贴只是看给法高明不高明，回教党在加腊士首开先例，津贴回乡选民250令吉，这 动作是朝野政党都有共鸣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何选委会不直接规定，回乡投票者一律可获得选委会津贴，免得由竞选党派私自支付，惹来贿赂选票之嫌。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哪怕更好的规定，都有办法被寻或漏洞，让劣行得逞，可是，如果没有不断提升约束方式和理念，错误就会越来越多，或无法再制止，更甚的是，非但不制止，还要编出许多逻辑来让诟病诞生，看来“独立操作”规范需重译，再编入词典内。

竞选委员会是时候检讨“独立操作”方式，该重修选举规则内的漏洞，别让话柄不断滋生。

公務員論功行賞？

日前財政預算案宣佈，所有54級以下公務員今年杪能獲得500令吉特別津貼，可說是不發一個月花紅的補償措施。未幾，國會就出現只應發花紅給有卓越表現公務員的聲音。

先不論在以特別津貼作為不發花紅的補償後，為何又有人建議視公務員表現來分發花紅，本期「愛談天下事‧開講東方議題」，就來探討對我國公務員進行論功行賞制度，是否行得通？

「我國公務員普遍上都有一種心態，即做也是這個薪水，不做也是這樣的薪水，若國家要改革，政府要轉型，必須以論功行賞方式去激勵他們。」

民政黨青年團全國總秘書劉華才博士在節目甫開始，即帶點無奈地指出，所謂論功行賞，就是有好表現才能享有較高花紅；若表現不好，就採取一些措施讓他們改善工作表現，這才能扭轉那些自覺不需再求上進的公務員的「隨隨便便又過一天」心態。

他表示，公務員領域其實已有論功行賞制，只是工作表現評估僅用在公務員升職或合約性公務員續約的時候，花紅方面通常由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斷定，公務員一律享有，不以工作表現為基準。

公務員分兩種，即合約性及正式公務員。曾當了4年合約性公務員的時事評論人劉振國說，合約公務員與一般不同之處在於要有良好表現（評估達到80分）才能獲續約，所以即使沒有績效制，亦需做好本份。

他認為，對於正式公務員來說，花紅就是政府規定發多少個月就發多少個月，自己有無表現都能獲得，缺乏了競爭及激勵他們發奮工作的誘因。

因此他覺得，若公務員必須講求績效、如何競爭及提升，論功行賞就是個讓公務員提升的最好方式。

愛FM主持人林錦新問道，所謂論功行賞，「賞」是否以錢為主？一起來到節目中的本報記者房翠瑩也疑惑，是以花紅為主，抑或在福利、津貼也應實施此制度？

曾任職工藝大學前公務員的劉華才，深諳公務員心理，坦言公務員在工作上積極表現，通常只有一個目標，即想升職，那薪水及福利都會提高。

打工人士以錢為主
「然而要知道，公務員升職有學歷限制，有些公務員可能已到升職頂點，過後怎麼升都升不了，政府能以何種方式激勵他們？只有花紅制度。」

換句話說，原本公務員論功行賞制只體現在升職上，但感覺上公務員在此制度下仍是少了推動力，因此以花紅來進行論功行賞，也許仍是個可提高推動力的方式。

他分析，如何實行論功行賞制，則要回過頭來探討實施此制目的為何。顯而易見，最主要是提高整個政府部門效率及公務員表現，所以要行賞時，很重要的是，究竟有什麼因素可激發他們把工作做得更好？

「人還是把錢看得很重要，打工人士更以錢為主，所以論功行賞應實行在花紅方面，而非其他福利。」

他說，其他福利方面，政府以公務員層次區分，不同層次有不同福利，規定明確，已做得很好。
劉振國也認同，花紅是個可激勵公務員好好表現的誘因，尤其對薪水可能不超過2000令吉的17級以下公務員，吸引力很大。因為平常的薪水無法滿足他們每月消費與債務，要等花紅解救。

但他強調，「表現不好，所以不給花紅」的方式，可能模糊了一些焦點，政府不應把論功行賞制鎖死在花紅上，而要跳脫花紅的框框。

「公務員沒表現，可進行輔導甚至調職革職等，未必只能用花紅作為工作向心力，這是未必正確方式。」

主講嘉賓：劉華才博士（民政黨青年團全國總秘書）
劉振國（時事評論人）
電台主持人：林錦新、吳俐瑾

撰写/报道：房翠瑩

人在现场

加腊士“推人事件”和雪州发生的“赵明福离奇身亡事件”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就是两码子的事，即使今天被推倒的是赵明福家属，即使今天大家为的是赵明福的真相，这两件事也不能混为一谈，这样对赵明福或涉及推倒事件较为公平。

打从白小事件开始，社会已经教育了民众，任何事情要得到平反就必须拥有被关注的平台，而最有利的平台不是街头示威、国会走廊、部长上班处、部长莅临的活动、就是补选部长们拉票的地方，这些去处除了拥有大量记者，也属公众场合，部长们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做出回应，至少让关心的人稍获眉目。

有者强烈认为，只要有以上举动便是事情已经被某单位政治化、博宣传，但10年来大马政治教育了人民，政治无所不能，只要接触政治，“问题不大，包在我身上”，事情肯定迎刃而解；如果不“政治化”，没有“政治压力”，事情肯定不了了之。

笔者非常赞同一些人的看法，也是政治人物在邀请民众入党的关键名称，“生活有什么不是政治？”，而且政治人物还怕政治化，那政治人物是否该回归非政府组织呢？

先不谈加腊士“推人事件”谁是谁非，事情的发生或许是一桩无意冒犯，只要事件中推倒别人者向被推倒者道歉，恳请原谅，这过程还有机会编成道德教育书刊。

由于这起事件出现了太多“人在现场”者以及路人甲乙丙丁，将事情经过形容得面目全非，甚至已经被政治化，无论有意无意渲染，希望“人在现场”和路人甲乙丙丁能尽本身义务，别假手于人代厘清事情真相，不然事情将没完没了......